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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徐臻

编辑|朱德瑛

在坊间，他被戏称为“网盘导演”。曾在豆瓣蹲守，一旦有人把自己他的影片标记“想看”，他就私信送资源。他的大银幕处女作《矮婆》正在院线上映。这是老作品，也是新电影，有启迪，也有共鸣。“公益题材的片子，如果你不能更好地去传递发声，就会失去很多它本应该有的意义。”公益导演蒋能杰把镜头当作传声筒，里面传来尘肺病人的咳嗽、心智障碍患者的自言自语、留守儿童的哭泣，还有胜过万语千言的“沉默”。

勇敢地去妥协

9月8日，凌晨1点58分，蒋能杰还在“水群”。这是他一贯的作息。

这样的“观影群”有几十个，都是蒋能杰和亲友们、志愿者一起建的。“宣发成本太高，还是自己来吧。”电影《矮婆》是他执导的第十一部片子，也是首部在院线放映的作品。“矮婆，矮婆。”云洁奶奶的呼唤，从网盘到大银幕，正在被更多的人听见。

电影《矮婆》剧照。“矮婆”是主角的名字，一个小女孩。蒋能杰老家乡村喜欢把女孩叫“矮婆”，类似“狗剩”“狗蛋”，寓意好养好带。

创作初期，蒋能杰就决定，要照大银幕的标准去讲述留守儿童的困境。真等拿了龙标、登上院线，他却感到挺意外的。因为怕这种题材无法过审，也不叫座，他甚至没敢找商业投资，“不能让人家亏，我玩不起的。”

剪辑师廖庆松希望《矮婆》能加点音乐，联系了拿过金马奖最佳原创配乐的林强，但蒋能杰的第一反应是“怕他特别贵”。蒋能杰原本想用民歌《雁南飞》做片尾曲，又被十万块的版权费“吓退”了。林强索性搜罗了当地的民俗音乐，“实在不行，我给你谱一首”。

“八报八方施主恩……十报施主福寿增”。湖南当地的白事哀乐，成为林强写下片尾曲的灵感来源，也是《矮婆》“艰难发行”之路上，各方扶持的苦涩写照。

为了拍《矮婆》，蒋能杰负债四五年，直到去年才还清。接“好找钱”的工作，养“不找钱”的片子，他用现实的荆棘，供养着理想之花。在影楼的新人、礼服前，蒋能杰摁下快门，只为了能在田埂上、稻草边举起镜头。

蒋能杰穿过稻田，记录乡村。

他的身上呈现出一种矛盾，就是勇敢地去妥协，“得做很多不想做的，才能做到自己想做的。”

蒋能杰自觉是个“直来直去”的记录者。他坦然承认“不太擅长剧情片”，偶尔慨叹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，但从未对现实缄口不言。“只要能够呈现事实，引发思考”，对他而言，就够了。

“他不觉得是来参加一场秀，就权当一次放映活动。”2018年，《矮婆》入围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，纪录片同行张劳动见到了“有点不修边幅”的蒋能杰——他笃定一切，“只希望展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”。

自由，对蒋能杰而言，不是一种追求，而是“必要的需求”。以影像的方式去表达和传递，是他勇敢过、妥协过，终于获得的某种自由。

纽带

透过孩子们的眼睛，蒋能杰看到自己的童年。

蒋能杰正在拍摄留守儿童。

抬头是破碎的瓦片，低头是被浸湿的纸、晕开的字。不一样的是，蒋能杰的老师提醒他挪开桌子，别淋湿了书；而从屋顶漏进家中的夜雨，害得“矮婆”云洁一宿未眠。

所以有时候，蒋能杰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他到了大学，第一次听说“留守儿童”这个词。“如果没去上大学，去大城市，不是回头再看自己的乡村，可能我也习以为常。”

《矮婆》在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映后的主创交流会。那是云洁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去到北京，第一次在大银幕前看电影。她看了一场自己主演的电影。

从2010年聚焦乡村儿童的纪录片《路》，到《村小的孩子》，再到剧情片《矮婆》，蒋能杰用自己的敏感，将过去的钝感娓娓道来。“我跳出来了，所以有了自己的思考”，可没过一会儿，他又否定了这个猜想。他搬出身份信息上的户籍地，证明自己仍是如假包换的农村人口。

蒋能杰栖于乡村与城市之间。他抱怨乡村的一切“都被带走了”，不剩什么，于是叛逆地一次次折返乡村，用双脚，用镜头。谈及未来的创作，他抛出“人与土地”的命题。城镇化，在蒋能杰眼里，不是抽象的社会变化，而是“对土地的远离”，是搬迁与乡愁。

纪录片《村小的孩子》剧照

记忆里的湖南乡村，是蒋能杰拍摄时的滤光镜。小时候放牛，把牛弄丢了，他急得叫同伴帮忙回家瞅一眼。“牛没回家，我不敢回家，回去就是等着挨打呢。”偷偷去河边游泳，也免不了一顿揍，还会被长辈恐吓“水里有娃淹死过”。

草木沙砾，钢筋水泥，孩子的眼泪，老人的拐杖。通过影像，蒋能杰串联起“留不住的城市”和“回不去的故乡”。

他栖于真实与虚构之间，“虚构是建立在非虚构之上的。”影片里，数额不小的红包、拎了一路的核桃牛奶，也换不来“矮婆”云洁留在城市，就近上学的机会。现实中，云洁的妹妹云霞以为代课老师真的要离开乡村，忍不住在镜头前啜泣。蒋能杰发现，许多人把《矮婆》当纪录片看，但它只是“承载了想要去表达的东西”。

再三思忖后，他剪掉了云洁奶奶去世时的那几秒钟，“想着不要交代得那么直白”。吞安眠药自杀的戏份背后，是他对空巢老人、农村医疗问题的关切。蒋能杰用镜头讲了很多问题，但都只是“点到即止”。

电影《矮婆》剧照

他对仇恨与对立嗤之以鼻。“不能做一个罪人”，蒋能杰拍留守儿童题材，有他自己的“抱负”——希望看完这些片子的人，能对农民工友善一点，“他们也背负着家庭，有孩子，有老父亲，有老母亲”。

某种程度上，他也栖于愤怒与温柔之间。“我愤怒，是因为我很爱这片土地，爱这片土地的人。”

听见

乡土，不只是被编织入镜头的“情结”。不断呈现乡村，蒋能杰也会想，能不能做些事，“多做一点事情，就少一点愧疚。”

2016年，蒋能杰在老家湖南省新宁县创办了棉花沙图书屋。借与还之外，他把孩子们聚在一起，折腾起“读书会”，也放映电影。图书屋还办过“乡村儿童摄影大赛”，孩子们摸索着捐来的闲置相机，和蒋能杰一起，留住乡村的喧嚣与宁静。

棉花沙图书屋“乡村儿童摄影大赛”部分作品

那个喜欢文学，痴迷露天电影，也曾揣着便宜DV当宝贝的蒋能杰，想要拽孩子们一把，让他们有机会“跳出来”。

他自嘲这是“不务正业”。有人称蒋能杰为“公益导演”，他不怎么较真，“别人宣传有宣传的方式，不太离谱就行”。但你要问他是什么圈子的，蒋能杰一定连连摆手，“哪个圈子都不是，我的正业就是拍片。”

“为无法发声的人发声”，是蒋能杰刻在骨子里的行为逻辑。老家村庄里的咳嗽声不绝于耳，但外人听不见。2019年，他拍摄的纪录片《矿民、马夫、尘肺病》捅破了这层窗户纸。摇摇晃晃的镜头，时大时小的收音，蒋能杰花了八年时间，原始而粗粝地“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”——“把片拍好，故事讲好，让更多人听见边缘人群的声音”。

矿民蒋美林

他不讳言“边缘”一词，却厌恶其中隐射的傲慢。“他们是被边缘化，声音是被消失了。”蒋能杰与北京一家公益机构合作，跟拍心智障碍患者两年，越发质疑起“中心”与“标准”。“我们总以为自己的生活才是正常的，人家心智障碍的还觉得你才不正常呢。”

买菜、算账、签合同，看到大大小小的权利被交还给心智障碍人群，他相信，“这儿的负责人，是懂得尊重人的。”包容和尊重，是蒋能杰挑选合作对象时首先考虑的，“等片子出来，也不会让我删掉这个、剪掉那个。”

纪录片《一切都会有的》剧照

纪录片《彩虹邮轮》是他唯一没有高调宣传的作品。由于题材是同性恋群体，这部片子只在线下展映了几次，但收到的反馈并不如预期。因为“我把他们拍得太像普通人”，因为“他们在我眼里就是普通人”。

标签，蒋能杰为“边缘人群”一帧一帧地撕去，而贴在自己身上的，则用调侃去化解。他讨厌别人说他伟大，爱和一帮朋友互相揶揄“你才是高端人士”，还一本正经地剖析，“我这气质，压根高大上不了啊。” 蒋能杰把褒奖与荣誉看作“不美好的迷幻剂”，但不排斥用这些换取资源，“可以少做贴补创作的商业视频，少分散点精力。”他害怕自己飘起来。

“公益和慈善不一样，不是光出点钱就行了。公益是以很低的成本去尝试、去摸索、去解决、去改善一个东西。我把问题提出来，让更多人听见，之后的改善和解决就不是我的份内事了。大家各司其职。”

钱是钱，片子是片子，做公益是做公益。它们是蒋能杰手里的连环扣，分不开，却“拎得清”。

纪录片《彩虹邮轮》剧照

老师、马夫、职业病

镜头偶尔也会对准蒋能杰自己。

三脚架往黑板前一支，他就从记录者变成了一种“客观存在”。在拍摄《村小的孩子》时，蒋能杰也为孩子们上数学课，因为“学校建好了，却没有老师愿意来教书”。孩子们喊他“杰哥”。小鸟死了，他接过铲子，帮忙刨去沙土，把冰冷的空气、小女孩的哽咽、与消逝的童年一同埋葬。

后来，蒋能杰在《矿民、马夫、尘肺病》里主动留下了一个“惊喜”，给观众，也给自己。

蒋能杰出现在纪录片《矿民、马夫、尘肺病》中。

他站在矿洞口，用水瓢舀水喝，靴上沾满了灰和泥，一匹马在旁边不时哼哧几声。“我也是一个马夫。”那个年头，赶一天马能挣一百块，“当时穷，运矿都特别开心。”他还有点“小私心”——“十年前那么苗条，留个镜头做纪念。”

融入，是一场双向的旅行。“得消除距离感，融入拍摄对象”。蒋能杰的策略，就是成为其中一员。而在旅途的尽头，则散落着来回徘徊的，或在原地踌躇的脚步。他从公益界的朋友那儿“讨来了经”，用镜头带着那些脚步“融入中国，融入社会，融入生活”。

蒋能杰用双脚折返乡村。

蒋能杰得了一种职业病。他成为一根永远绷紧的弦，只要风吹、草动，就愿意把自己拨出声音。

图/受访者提供